但与此同时，更古老的关于理性的观念从未完全消失。相反，堪称截然对立的两者始终并存，尽管时有摩擦。故此，我们理解中的理性概念本身就奇怪地不自洽。这个词该表达的意思完全含混不清。它有时是手段，有时是目的；有时无关道德，有时决定着何为正当和善。有时候，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他时候，它自身就是一切可能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作为一种灵性（Spirituality）形式的理性主义
如此古怪的事态值得推敲，因为它是我们理解官僚制概念的核心。一方面，有观念认为官僚体系只是中立的社会技术。它们只是从一处去往另一处的方式，对事情的对错没有任何影响。我的一位朋友曾就读于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sup>[2]</sup>，一个举世闻名的高水平管理者培训基地。我清楚记得他曾又惊又喜地告诉我，他刚刚被要求修一门叫作“价值无涉伦理学”（valuefreeethics）的课。这从表面上听来很荒谬。但的的确确，官僚角色所秉持的观念——他们是公仆，而仆人的职责就是听从主人的任何吩咐——必定会导致上述概念出现。然而，鉴于他们的主人是所谓的“公众”，这就造成了某些问题：怎样才能确切弄清公众究竟想让他们做什么？“价值无涉伦理学”课程是这样教导初出茅庐的公务员的：比方说，规划师需要设计一套高速公路系统，就可以应用定量方法来确定一些事项在公众心目中的相对重要性：（a）上班不迟到，（b）不在车祸中丧命或残废［套用经济学行话，就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显示性偏好（revealedpreference）］，再参照结果设定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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