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
换言之，帝国确立合法性的途径，除了主要靠在臣民中强制推行统一的法律体制之外，还有鼓励这些臣民形成有组织的私刑暴民（赞助这些游戏的通常就是主持庭审的治安法官），仿佛在说：“民主？现在你们知道它会带来什么了。”这招效果显著，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其间大部分时候，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坚决反对民主），关于民主危险的警告坚持认为，“人民”在这样的体制下终将表现得像罗马圆形剧场中的暴徒：被暴力的派系斗争撕裂，非理性地在极端仁慈和极端残忍之间摇摆，在盲目追随个人魅力型偶像和摧毁他们之间反反复复。直到今天，受过教育的人基本上还会觉得，即使他们愿意在社会的某些方面勉为其难地接受一些民主元素，也必须将其与司法和立法完全分离。
我不想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好像所有这些制度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操控大众而设下的小把戏；或者就当它们是，它们好像就不会适得其反一样。罗马圆形剧场或许异常有效，是名副其实的史上最出色的反民主制度之一，但说到另一个著名的例子——醉酒庆祝暴食、反叛和性欲的中世纪狂欢节，显然就有争议了。更富裕的赞助人无疑将狂欢节视作一种警示大众的方式，提醒他们社会等级制度一旦瓦解，将招致怎样的恐怖。但很明显，实际负责组织和开展大部分庆祝活动的许多普通民众，并不认为这种前景有那么恐怖（事实上，狂欢节经常变成真正的反叛场合）。<sup>37</sup>
毫无疑问，奇幻文学也是这样一个争议地带。作者自己常常也不能确定其作品的政治立意。比如，托尔金曾经说过，他在政治上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要么是“非立宪的”君主主义者——好像始终无法做出抉择。<sup>38</sup>这两个立场的共同点当然就是它们都极度反官僚。这一点几乎适用于所有奇幻文学：只有邪恶之人才会维持行政体制。事实上，我们可以逐一考察奇幻文学的关键特征，并从中看出对官僚制某个面向的精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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