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经验，当高校学者围着饮水机（或学院里更常见的咖啡机）休息闲谈时，他们鲜少谈论自己“真正的”工作，而几乎时刻都在抱怨那些行政职责。但在日益缩水的可供他们深度思考的时间里，这似乎又是他们最不愿去想的。
但我怀疑，这里还涉及更深层次的东西，关乎大学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原因。
举例而言，想想两位在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界享有至高地位的欧陆理论家：五六十年代风行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还有在那之后的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们都在美国获得了某种从未在自己国家实现的知识霸权。是什么令他们如此吸引美国学者？毫无疑问，他们的高人气大概率缘于可供批判马克思主义之用，二人的理论（通常是粗糙简化的版本）被拿来论证权力不单单或不主要关乎对生产的控制，而是任何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和不可避免的特征。
但我还认为，很大一部分吸引力在于他们对官僚制的态度。事实上，有时我感觉整个20世纪只有这两位聪明人发自内心地相信官僚制的力量在于其有效性。也就是说，官僚制的确行得通。韦伯将官僚式组织视为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化身，明显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太多，恐要吞没一切，将人类囚于了无生趣的“铁笼”（ironcage）之中，尽失精神力与个人魅力。福柯的理论更具颠覆性，但这种颠覆对官僚权力有效性的揭示有过之无不及。在他研究庇护所、医院、监狱和其他对象的著作中，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性、工作、道德，以及我们对真理的概念本身——原本都不存在，不过是由这样那样的专业或行政话语造出来的。借由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生命权力（biopower）等概念，他主张国家官僚制最终形塑了人之存在的基本参数，与个体的关联之紧密远超韦伯想象。在福柯那里，一切知识形式都成了权力形式，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形塑我们的思想和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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