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不怀疑，韦伯热和福柯热要多亏这样一个事实：同时期的美国高校体系本身已日益成为一个专为全球范围内运作的帝国行政机构输送官员的场所。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告终，美国初次着手建立其全球行政机构时，一切昭然若揭。像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Shils）<sup>6</sup>这样的社会学家深度介入了哈佛大学在冷战时期的架构，而他们创造的精简版韦伯主义理论，很快被进一步精简为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世界银行那里的“发展理论”（developmenttheory），并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替代品被大力推广，在全球南方国家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彼时，就连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和克利福德·格尔茨这样的人类学家，也没有因为与军事情报机构甚至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而感到愧疚。<sup>7</sup>越南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校园反战动员中，这种共谋被抛到了聚光灯下，而在激进分子眼里，帕森斯——连带韦伯——就是一切要打倒的对象的化身。
韦伯被推翻后，起初还不确定什么人，或者说有没有人能取代他。有一阵子，人们的兴趣点集中在德国马克思主义上：阿多诺（Adorno）、本雅明（Benjamin）、马尔库塞（Marcuse）、卢卡奇（Lukacs）、弗洛姆（Fromm）。但关注点最终转到了法国，1968年5月发生在那里的起义催生了风起云涌的极富创造性的社会理论。它们在法国被直接统称为“68思想”，不但在气质上十分激进，而且几乎敌视一切左派政治中传统的抗议形式，从工会组织到暴动。<sup>8</sup>不同的理论家时兴时衰，但经过了80年代，福柯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式做到了一枝独秀，甚至超越韦伯早先的地位。或至少可以说，他在那些自认为走反对派路线的学科中做到了这一点。最后，在此最好谈一下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出现的一种学术分野：韦伯主义者中偏乐观的一派经过了理论再发明（简化程度较先前更甚），以“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之名行官僚培训之实；而偏悲观的一派则倒向了福柯阵营。反过来，福柯确立优势地位的学术领域也正是那些前校园激进分子或其认同者的研究热情所在。这些学科几乎完全避开了染指政治权力的机会，或者越来越多地避开了任何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而这一距离也使得福柯对“权力/知识”关系的强调（主张知识形式往往是社会权力形式，事实上，是最重要的社会权力形式）别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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