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任何此类极简历史总结只会显得讽刺与不公。不过,我相信这里体现出一个深刻的真相。不只是学者们被吸引至高密度之地,在那里我们的阐释技能也得以更充分地发挥。我们还越来越倾向于将有趣的事与重要的事混为一谈,并假定高密度之地也是权力集中之地。官僚制权力恰恰表明,事实通常与此相反。
但本章探讨的不单单,或者说不主要是官僚制。它主要探讨暴力。我想论述的是,暴力,尤其是结构性暴力(我是指普遍存在的、靠威胁施加身体伤害为根本后盾的社会不平等形式)造成的情境总是倾向于促成我们对官僚程序的惯常印象,即一种有意为之的盲目。概而论之,与其说官僚程序本质上是愚蠢的,甚至往往会产出被其自己定义为愚蠢的行为(尽管这也没错),不如说它们是一种惯用手段,用于管理已然十分愚蠢的社会情境,因为后者建立在结构性暴力之上。我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探讨问题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官僚制是如何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而我们又为何察觉不出。
现在我承认,这样强调暴力可能显得很奇怪。我们不习惯将疗养院、银行甚或健康维护组织视作暴力机构,除非是从最抽象和隐喻的意义上。但此处我指涉的暴力并不抽象。我不是要谈概念上的暴力。我谈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暴力,就像一个人用木棍敲另一个人的脑袋那样。所有这些机构都在一个由政府监管和保障产权的体系中参与资源配置,而这个体系最终依赖武力威胁而存续。“武力”不过是暴力的委婉说法,其实就等于有能力唤来一些穿制服的人,威胁要拿木棍敲别人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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