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就怪在，工业民主国家的公民实际上鲜少思考上述事实，或者说我们本能地极力去掩盖其重要性。于是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研究生会在高校图书馆的书架间流连数日，精读各种受福柯启发的关于胁迫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的理论文章，却从不反思，如果他们主张自己有权不出示盖章生效的凭证就进入图书馆，会召唤出武装人员，动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将他们带离。仿佛越是允许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落入官僚法规的范畴内，每个相关的人就越会串通，淡化这一切最终都依赖身体伤害的胁迫来维持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对于那些实际运行系统的人来说是明摆着的。
实际上，“结构性暴力”这一用法本身就是个恰如其分的例子。刚着手写这篇文章时，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它指代以间接形式运作的实际暴力。试想某个好战部落（姑且称之为“阿尔法人”）从沙漠席卷而来，占领了一片居住着和平农民（姑且称之为“奥米伽人”）的土地。阿尔法人没有索取贡品，而是侵占了所有肥沃土地，安排他们的孩子有特权接受大多数形式的实用教育，同时创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主张阿尔法人本质上更优越，是更好、更美、更智慧的，而如今基本只能在他们的田产上做苦力的奥米伽人，因为某些可怕的罪孽而受到神明的诅咒，变得愚蠢、丑陋又低贱。可能是内化了这份耻辱，奥米伽人开始表现得好像信了自己确实有罪。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许真的信了。但在更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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