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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家再熟悉不过的许多农村社群，现代行政技术被明确视为外来强加之物，而我举的阿尔法人和奥米伽人的例子更贴近那里的情况。我们打交道的对象通常是这样那样的被征服人口，也就是说，他们能敏锐意识到当前的安排是暴力的产物。因此，谁也不会否认政府本质上是一个强制机构，即便他们或许完全认可它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是仁慈的。比方说，在我做田野调查的马达加斯加农村地区，人人都天然地认为国家主要通过唤起恐惧来运转。在人们看来，这一点通用于旧日的马尔加什诸王国（Malagasykingdoms）、随后的法国殖民政权，以及接替后者的当代马达加斯加政权（它基本就是同一事物微调后的版本）。另外，它唤起的恐惧显然是间歇性的，因为大部分时间里，国家或其代表并不真的在场。政府基本没有去规范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没有建筑规范，没有开罐法<sup>[1]</sup>，不强制车辆上牌照和保险，不规定谁可以在哪里买或卖或抽或建或吃或喝什么东西，不限制人们在哪里放音乐或养宠物。再说了，这样的法律如果真的存在也不为人知，因为包括警察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想过要执行它们，就连在城里也不会，在周边的农村更是绝无可能，毕竟在农村，规范这类事务靠的完全是习俗、社群议事集会或巫术禁忌。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官僚机构的主要职能再明显不过，那就是登记应纳税财产，以及对保障征税者顺利现身并收走款项的基础设施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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