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马修斯（AndrewMathews）关于墨西哥瓦哈卡州林业部门的精彩民族志同样表明，正是政府官员和本地农民之间几乎完全不对等的权力让林务官处在某种意识形态气泡之中，对森林火灾（仅举一例）抱持着非黑即白的简化想法，导致全瓦哈卡州可以说只有他们不明白自己颁布的法规实际造成了什么后果。<sup>15</sup>
即使在我们用英语谈论官僚制的方式中，也透露出高压与荒谬相关性的蛛丝马迹。比如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专门用于指代官僚制之愚蠢的俗语——诸如“一团糟”（SNAFU）<sup>[2]</sup>、“进退两难”（源自《第二十二条军规》）——都源自军事俚语。从更广的层面上，政治学家一早就观察到，在高压和信息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大卫·阿普特（DavidApter）语<sup>16</sup>］：也就是说，相对民主的政权往往被过量信息充斥，因为人人都向政治权威讨要解释和提出诉求；而一个政权越是专制和压迫，人们就越没有理由向其透露任何事，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政权不得不严重依赖间谍、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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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能促成专断的决定，由此避免更平等的社会关系里特有的辩论、澄清和再谈判。显然，正是它的上述能力令其受害者认定，基于暴力创造的程序是愚蠢或不合理的。我们当中的大多数都能通过观察他人的语气或肢体语言来粗浅地感知他人的想法或感受——通常不难觉察出人们当下的意图和动机，但若要超越粗浅的感知，往往要下很大一番功夫。事实上，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日常事务，都是在试图破译他人的动机和观念。我们姑且称之为“阐释性劳动”（interpretivelabor）。也许可以说，那些仰仗武力恫吓的人没必要从事太多阐释性劳动，所以通常来说，他们不会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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