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人类学家，我明白自己踏上了一片雷区。当人类学家真正关注起暴力的时候，他们强调的层面往往与之恰好相反：暴力行为作为传递意义和沟通的方式——甚至它们与诗学的相似之处。<sup>17</sup>任何提出异议的人都可能被斥为庸俗：“你当真认为暴力不具备象征权力，子弹和炸弹不是要传达什么吗？”所以有必要郑重声明：不，我不这么认为。但我的意思是，最重要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此。首先，因为它假定“暴力”主要指的是暴力行为——实打实的推搡、拳打、捅刺或爆炸——而不是暴力威胁，以及在弥散的暴力威胁下得以确立的那种社会关系。<sup>18</sup>其次，在暴力相关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家以及更广大的学者群体似乎格外容易落入陷阱，混淆了阐释深度与社会意义。亦即，他们不假思索地认为暴力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它最重要的地方。
我来逐一解释一下。通常情况下，暴力行为也是沟通行为，这样说准确吗？当然不错。但这几乎适用于任何形式的人类行为。在我看来，暴力真正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或许是唯一一种即便没有沟通也可能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类行为形式。准确地说，一个人若要对完全欠缺了解的他人的行动施加相对可预测的影响，那么唯一可行的方式很可能就是暴力。基本上，当你尝试以其他任何方式影响别人的行动时，你多少得了解你眼里的别人是谁，别人眼里的你又是谁，他们可能想从当前的情况中得到什么，他们的好恶是什么，等等。而只要往他们的脑袋上打得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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