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上述种种就都无所谓了。
的确，致死或致残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十分有限。但那就够了，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们的效果是可以提前确知的。任何其他形式的行动都必须诉诸某种意义或理解上的共识，才有可能取得任何可预见的效果。另外，虽说尝试通过暴力威胁影响他人确实需要一定的理解上的共识，但那微乎其微。大多数人际关系都极其复杂，由密密麻麻的前史和意义构成，其中持续存在的关系尤为如此，不论是长期的朋友还是长期的敌人。维系这些关系需要不断投身于通常十分微妙的想象，无休止地尝试站在他人的视角看待世界。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阐释性劳动”。威胁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可以跳过这一切。它能促成一种更简化和纲要化的关系（“越过这道线我就开枪了”“再说一个字就让你进监狱”）。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暴力往往是蠢人的首选武器。甚至称之为蠢人的撒手锏也不为过，因为智慧最难回应的就是这种形式的愚蠢，而这无疑是人类境遇中的悲剧一桩。
我确实需要加上一个关键的限定条件。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武力的对比。如果双方参与的是相对对等的暴力竞赛，比方说两军在指挥官的率领下对峙，那么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刺探彼此脑海中的想法。只有当一方在造成身体伤害的能力上具备压倒性优势时，他们才不再需要这样做。这一点影响深远，因其意味着暴力的特定效力，也就是免除“阐释性劳动”的能力，在暴力本身最隐而不见时表现得最显著——事实上，也就是在大规模身体暴力行为最不可能出现的场合。很显然，这些正是我在前文定义的结构性暴力情境，即本质上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系统性不平等。出于这个原因，结构性暴力情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高度一边倒的想象性认同结构。
当不平等结构呈现为深度内化的形式时，那种效力通常最引人注目。性别在这里依然是个典型例子。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情景喜剧中有一个经典老哏：关于无法理解女性的段子。这些当然是由男人来讲述的段子往往把女人的逻辑描绘得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你必须爱她们，”传递出的信息始终是这样的，“但谁能真的搞明白这些生物到底在想什么呢？”从来没人指出，在这些女人眼里，男人又有多么难懂。原因显而易见。女人别无选择，只能理解男人。在50年代的美国，正是单收入父权制家庭的理想如日中天的时候，而较富裕的家庭往往能够实现这种理想。无法自己获取收入或资源的女性，显然只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揣摩男性的所思所想。<sup>19</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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