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技术并不是价值无涉的，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往往取决于社会因素。我们常说这是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确实，我在读大学时从未想到纸质书的生存如今都成了问题。但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到戴红领巾的我们展望21世纪的年代，回到《星球大战》刚刚上映的年代，我们会发现技术革新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格雷伯给出的答案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针对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革新步伐就已大大放缓，资本转而流向意在强化社会控制的技术。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威力：它将政治诉求凌驾于经济诉求之上。换言之，资本主义致力于让自己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选项，而不是实际上带来最优经济后果的选项。可是，那些资本大量涌入的科技领域同样没有取得预期的突破，这又是怎么回事？格雷伯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主导的官僚制早已渗透大学、研究所和企业，使得研发的目的在于快速市场化，快速获得利润，而非独创性研究。大学老师被迫将大量时间耗费在填表、写项目书和相互推销上，体现的正是官僚制的威力。不仅是理工科，文科同样如此。格雷伯感叹道，这个时代再也没法出现第二个米歇尔·福柯了。确实如此，哪怕在五六十年代，社会学家的典型形象仍是出没于市井之间、不修边幅的怪人；时至今日，典型的社会学家成了坐在电脑前写课题申请书或项目预算、手下有一群年轻人为其打工的“团队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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