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圈定范围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这里的一切都是围绕信息和暴力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而位于福尔摩斯和詹姆斯·邦德之间的就是典型的官僚制个人魅力型英雄。好莱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推出的上百部“打破一切规则的痞子警察”电影中的主角，或是电视上经典的警察形象，显然都是上述两个人物的某种综合：身处官僚秩序之中又不断破格的犯罪斗士，而这正是他们的全部意义和实质所在。<sup>28</sup>
\*\*\*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这些简化了原本更丰富、更复杂、更微妙的流行文化传统。说得太对了。关键就在这里。这样的结构分析发挥出了简化的价值。在我个人看来，列维—斯特劳斯也是某种英雄式人物，以纯粹的智识之勇去尽可能地追随一些简单原理，不论它们有时会将他引向多么荒诞不经或大谬不然的结果（俄狄浦斯的故事真正的重点在于眼和足，一切社会组织都只是交换女人的系统）——或者你也可以说，不论这样去解读现实有多么暴力。因为这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暴力。而且没人真的因此受伤。
如果简化仅仅停留在理论范围内，那么我会说，它未必是某种形式的愚蠢；它可谓某种形式的智慧，甚至堪称才华。问题出现在暴力不再是隐喻的那一刻。现在，让我从想象中的警察说回真实的警察。吉姆·库珀（JimCooper）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曾是洛杉矶警察局（LAPD）的警官。<sup>29</sup>他观察到，绝大多数遭到警察的殴打或其他虐待的人，最后都被证明是无辜的。“警察不揍窃贼。”他写道。他解释说原因很简单：最有可能激起警察暴力反应的一件事，就是挑战他们“定义局势”（库珀语）的权利。也就是说出“不，这儿没有什么犯罪，只有一个付你薪水的公民在遛狗，所以走开”，更别提每每惹祸上身的“慢着，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