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为什么把那家伙铐起来？他什么也没干”！最容易招致殴打的就是“顶嘴”，那意味着挑战了警察应用某条行政规则（人群守没守秩序？车辆是否合规登记？）做出的自由裁决。警棍恰如其分地结合了国家的官僚制原则（强制推行简单的行政纲要）和国家对强制力的垄断。如此便不难理解，官僚暴力的头等要务是攻击那些力主其他纲要或力持其他解释的人。与此同时，如果你接受让·皮亚杰（JeanPiaget）对成熟智力的著名定义，即有能力协调多个视角（或可能的视角），你就会明白，官僚权力在化身暴力的那一刻便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婴儿式愚蠢。
这番分析无疑也是一种简化，但它卓有成效。下面我会尝试展示其成效，运用这些洞察去理解在一个以官僚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政治类型。
\* \* \*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核心论点之一是结构性暴力创造了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处于最底层的人必须耗费大量想象力来尝试理解周遭的社会动态关系，包括必须想象顶层人的视角；而后者可以我行我素，对身边发生之事几乎不加思考。也就是说，无权者最终不仅承担了大部分维持社会运转的实际体力劳动，同时还承担了大部分的阐释性劳动。
这大抵是遭遇系统性不平等时的普遍情况。把它放到古代印度或中古时代的中国成立，放到今天的任何地方也成立。只要结构性不平等还存在，它大概会一直成立。然而，我们的官僚文明引入了另一个因素。我已经指出，与其说官僚制本身是愚蠢的某种形式，不如说它们是组织愚蠢的方式；它们所管理的关系已然明确呈现出极端不平等的想象性结构，在背后保驾护航的是结构性暴力。故此，官僚制即使脱胎于良善的初衷，也还是会制造荒谬。这就回到了我为什么要以那段经历作为本文的开篇。我没有理由认定在我母亲的授权书闹剧中有谁（哪怕是银行经理）是不怀好意的。可即便如此，最后迎来的还是荒谬和明显没完没了的踢皮球。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