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即便是最良善的官僚制，采纳的其实也只是掌权者典型的那种高度纲要化、简化且狭隘的视角，所以它们只能成为限制那种权力或改善其严重恶果的方式。毋庸置疑，这种路线下的官僚干预为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和全民医疗保障，理当被视作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这也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它的评价。但与此同时，它处处表现出掌权者典型的那种有意为之的盲目，并将其冠以科学权威之名。例如，它所假定的工作、家庭、邻里、知识、健康、幸福或成功的意义，与穷人或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基本脱节，与他们自身理解的意义更是南辕北辙。因此它注定要崩溃。而事实确实如此。这种盲目性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哪怕对其最大的受益者而言也是如此，右派因而得以煽动民意支持他们的政策，导致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的项目无论多有成效也毁于一旦。
这种不安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它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官僚权威的一种感受，认为它本质上代表着对人类想象力的镇压。放眼全球范围内的青年起义，从亚洲到墨西哥再到美国纽约，最后以1968年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为高潮。在这些起义中，首先都是对官僚权威的反抗，抗议者都认为官僚权威从根本上压抑了人的精神、创造力、友善和想象力。刷在索邦大学墙上的著名口号“一切权力归于想象力”（All power totheimagination）自那时起便经久不衰，一遍遍出现在海报、徽章、传单、宣言、电影和歌词里，这多半是因为它似乎表达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不仅关乎60年代的反叛精神，也关乎后来被称为“左派”的本质。
这点很重要。实际上，再没比这更重要的了。因为我认为，1968年发生的事暴露了左派思想自确立之初就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只有当其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功时才会彻底暴露出来。我在本书的导论中指出，当代左派缺少一套连贯一致的对官僚制的批判。但如果真的追本溯源，上溯到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光谱被划分为左翼和右翼，那么显而易见，左派的本质就是对官僚制的批判，哪怕它在实践中一次次被迫去适应它最初挺身反抗的那种官僚架构和思维定式。<sup>30</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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