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左派无法提出一个真正能与昔日的左派理念形成对话的对官僚的批判理论，这无异于左派本身的式微。没有这样的批判，激进思想就成了无本之木，溃散为碎片化的抗议和要求。
似乎每当左派决定走安全、“现实”的路线时，它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为了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更为了理解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些非常基本的假设：首先要谈的就是，说一个人是“现实的”意味着什么。
现实点：要求不可能之事。（Be realistic: demand theimpossible.）（另一条1968年的口号）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探讨结构性暴力如何创造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官僚制何以成为对这种局面的管理方式，以及势必随之而来的结构性盲目和愚蠢。再好的官僚程序，也不过是以蠢制蠢的方式。
为何挑战这类结构的运动往往到头来反而创造出官僚制？这通常出于某种妥协。你必须现实点，不能要求太多。福利国家改革似乎比要求全面的财富分配要更现实，作为“过渡”阶段的国家社会主义似乎比立刻放权给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人委员会要更现实。但这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现实”时，我们指的究竟是什么现实？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