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我觉得我曾参与的一个行动团体中发生的一件逸事可能会提供一些启发。
从2000年初到2002年末，我一直在与纽约直接行动网络（NewYorkDirect Action Network，简称DAN）共事。当时，全球正义运动在纽约市的大规模行动主要由该团体负责组织。我称之为“团体”，但严格来讲DAN不是一个团体，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网络，通过一种周详但行之有效的共识达成过程，在直接民主的原则下运作。它在创建新型组织形式的不懈努力中起到了核心作用。DAN存在于纯粹的政治空间中。它没有可供管理的具象资源，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资金库。
后来有一天，有人给了DAN一辆车。
DAN之车引发了一场不太严重但经久不息的危机。我们很快发现，在法律上，去中心化网络不可能拥有一辆汽车。汽车的所有权可以归属个人、公司（虚构的个人）或政府，但不可能归属网络。除非我们愿意注册成为一家非营利组织（可能需要完全重组，并摒弃大部分平等主义原则），否则唯一的权宜之计就是找个志愿者做车子的合法所有者。但那人后续必须对所有的待缴罚款和保险费用负责，还得提供书面许可才能让别人把车开出州。当然，如果车被扣押，只有他才能取回。确实有一位勇敢的活动者同意承担这份责任，但结果是，每周的会议都充斥着大量关于他近期面临的法律问题的报告。没过多久，DAN之车就成了我们无止境的磨难之源，以致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募捐，为它开一场盛大的派对，任何人只要付5美元就可以用我们提供的大榔头向这玩意儿砸上一锤。
这桩逸事让我印象深刻。为何像DAN这样以社会民主化为目标的项目，常常被视作一撞上坚固的物质现实就烟消云散的空想？至少在我们这个案例中，症结不在于效率低下：全国各地的警察局长都称我们是他们对付过的最有组织的力量。在我看来，现实效应（如果可以这样叫它）事实上源于，激进的项目一旦进入满是大型重型实物（诸如建筑物、汽车、拖拉机、船舶、工业机械）的世界，往往就会破产，或至少变得举步维艰。不是因为这些实物本质上无法以民主方式管理——历史上多的是成功对公共资源进行民主管理的社群——而是因为它们就像DAN之车一样，被无休止的政府监管所包围，实际上根本躲不过全副武装的政府代理人。在美国，我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困境。一次占屋行动（squat）在长期争取之后终于合法了；突然来了一群建筑评估师，宣称要花1万美元的费用维修才能使其符合规范。于是组织者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组织烘焙义卖和募捐活动。这意味着要创建银行账户，进而意味着要遵循法律规定中任何接收资金或与政府打交道的团体应有的组织方式（同前例，不能作为一个平等主义的集体）。所有这些规定都是借助暴力来执行的。诚然，在日常生活中，警察很少挥着警棍去落实建筑规范，但是，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因其特有的位置而往往会发现的，如果一个人假装国家及其法规不存在，那么最终就会发生上述情况。警棍越难得一见，暴力就越难被发现。这反过来使得所有这些规定——几乎总是假定正常的人际关系是由市场调节的，正常的团体是通过内部的阶序关系和指挥关系组织起来的——的效力似乎不是来自政府对武力的垄断，而是来自那些实物本身的巨大、坚固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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