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截然不同。
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论点：结构性不平等总是造就我所谓的“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即最终承担了大部分想象劳动的人和其他免于此种劳动的人之间的阶级划分。然而，就这方面来说，马克思着力研究的工厂生产领域显得相当不同寻常。在这类极少数的情况下，支配阶级最终承担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想象劳动。
创造和欲望——常被我们概括为政治经济学术语“生产”和“消费”——本质上是想象的载体。不平等和支配的结构——亦可称之为结构性暴力——倾向于扭曲想象。结构性暴力可能造成的局面是把劳动者束缚在麻木、无聊和机械的工作上，仅允许少数精英投身想象劳动，导致工人感到自己的劳动被异化了，他们的成就属于别人。它还可能造成的社会局面是，国王、政客、名流或总裁自在光鲜，不顾周遭的一切，而他们的妻子、用人、员工和顾问终日从事想象劳动，好确保他们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我怀疑大多数不平等局面都兼具这两个要素。
生活在这种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中的主观体验，即由此而来的对想象的歪曲和破坏，就是我们所谈论的“异化”。
马克思所属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倾向于将现代社会中的工作划分为两个领域：雇佣劳动，其范式始终是工厂；家务劳动（家务活、育儿），很大程度上划归女性。前者主要被视作创造和维持物理对象的问题，后者可能充其量算是创造和维持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这种区隔显然有点讽刺：从来不存在一个大多数男人都是工厂工人、大多数女人只是家庭主妇的社会，哪怕是恩格斯笔下的曼彻斯特或雨果笔下的巴黎。可这仍然构成了我们今日思考此类问题的框架。这也直指马克思理论的问题根源。在工业领域，通常是上位者包揽了更富于想象力的工作（例如设计产品和组织生产），而当社会生产领域出现不平等时，最终是下位者主要承担了运用想象力的工作，尤其是大量维持生活正常运转的“阐释性劳动”。<sup>36</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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