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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已提出，官僚程序虽然具备让聪明之人行白痴之举的特异本领，但它们本身并不算是愚蠢的表现形式，因为它们是对结构性暴力造就的已然愚蠢的局面进行管理的方式。由此，这些程序共享了其管理对象的盲目和愚蠢。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成了以蠢制蠢的手段，差不多与暴力革命同理。但打着公平和正派之名的愚蠢仍然是愚蠢，就像打着人类解放之名的暴力仍然是暴力。两者似乎经常一同出现，这绝非巧合。
因此，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革命的大难题始终是：怎样才能在彻底改变社会的同时避免带来新的暴力的官僚制度？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再尝试将其变为现实的乌托邦主义是问题所在吗？还是说它恰恰体现了社会理论的某种本质？我们该因此放弃社会理论吗？还是说革命这一概念本身存在根本缺陷？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先把眼光放低。在“五月风暴”之前的那些年里，情境主义者有一个著名的主张，认为可行的做法是通过创造性颠覆行动破坏他们所谓的“景观”（theSpectacle）的逻辑，正是该逻辑使我们沦为被动的消费者。通过这些行为，我们至少可以暂时夺回我们的想象力。同时，他们也觉得所有这类行为都是小规模预演，为的是那必将到来的大起义时刻，准确来说，是那场终极革命。这种思路在今天基本已成过去式。要说1968年5月的事件表明了什么，那就是如果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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