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当代革命者中，这种千禧年主义要素已被抛弃殆尽。没人认为改天换地的时刻随时会来临。不过有一点值得欣慰：人们由此意识到，一个人的确有可能体验到真正的革命性自由，所以他可以即刻开始这种体验。想一想下面这段“思想罪集体”（Crimethinc collective）的宣言，这群人可能是在今天践行情境主义传统的最振奋人心的年轻无政府主义宣传者：
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必须在既存现实的外壳上凿出窟窿，锻造新的现实，而它也将反过来塑造我们。不断置身于新的情境之中，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你在做决定时摆脱习惯、习俗、法律或偏见的惯性——而这些情境要靠你去创造。
自由只存在于革命时刻。而那些时刻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罕见。改变，革命性的改变，正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发生——人人都是参与者，无论是否有意识。
执意表现得仿佛已经获得了自由——这除了作为直接行动逻辑的优美宣言之外，还能算什么？<sup>37</sup>明摆着的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对总体战略有何贡献；总体战略应当引领的或许不是一时一刻的革命救赎，而是朝着没有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步步迈进。在这一点上，谁也没有定论。大多数人假定，这一进程只能由无穷无尽的即兴构成。起义时刻肯定会出现。很可能还会出现不少次。但它们大概率是一个更复杂和更多面的革命进程中的一环，而在当下，很难预先勾勒出这个进程的全貌。
回头看来，旧日的这种假设似乎幼稚得惊人：人们假定单凭一场起义或一场成功的内战就能消除整台结构性暴力机器，至少是在某个特定国家的领土内——在该领土内，右翼的现实轻易就能被一扫而空，腾出空间让革命的创造力肆意挥洒。但真正令人费解的是，这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时刻确确实实上演过。在我看来，要想有任何可能把握住新兴的革命概念，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这些起义时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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