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起义剧变有一个最引人注目之处，它们似乎是突然间爆发的通常又以同样迅疾的速度消失。同一批“公众”（public）怎么能在巴黎公社或西班牙内战前两个月还投票给相当温和的社会民主政权，转过头来就不惜生命地支持起那些实际只收获了零星选票的极端激进分子？或者，说回1968年5月，那些似乎支持或至少强烈同情学生或工人起义的公众，怎么能做到几乎转头就回投票站选出了一届右翼政府？最常见的史学解释认为，革命者并没有真正代表公众或其利益，但部分公众可能陷入了某种非理性的狂热。这样的解释明显是不充分的。首要的一点是，他们假设“公众”是一个具有观点、利益和效忠对象的实体，能够在长时间内保持相对一致。而事实上，我们挂在嘴边的“公众”是被创造出来的，通过仅允许特定的行动形式的特定机构而产生。特定的行动形式包括接受民意调查、看电视、投票、签署请愿书、致信当选官员或参加公开听证会。这些行动框架里就暗含了某些谈话、思考、论辩和议事的方式。同一批“公众”可能既普遍沉迷于消遣性药物，又坚持投票将其非法化；同一群公民如果以议会制、计算机公投制度或一连串公共集会等不同的形式组织起来，他们对攸关本社群的问题做出的决策也会大不相同。事实上，整个再造直接民主的无政府主义项目都以这样的假设作为前提。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意思，想想在英语国家里，同一群人可以在一种语境下被称为“公众”，又在另一种语境下被称为“劳动力”（workforce）。当他们从事不同类型的活动时，自然就成了“劳动力”。“公众”是不工作的——报纸杂志上绝不会出现“大多数美国公众在服务行业工作”这样的句子，如果哪个记者试图这样写，肯定会被编辑改成其他措辞。这点格外奇怪，因为公众显然必须去上班：所以才会出现左派批评者经常抱怨的这种情况，即媒体总是大谈交通罢工可能给公众通勤造成怎样的不便，却从来不会想到罢工者本身就是公众的一部分，或者如果罢工者成功提高了工资水平将造福公众。当然了，“公众”是不会走上街头的。其角色是公共景观的观众和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当购买或使用私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时，同样的个人集合又变成了其他东西（“消费者”），就像在其他行动背景下，他们被重新贴上“国民”“选民”“人口”的标签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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