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实体都是官僚制和制度化实践的产物，而它们反过来又界定了人们视野中的可能性。因此，在国会选举中投票时，人们可能会感到有义务做出“现实”的选择；在起义的情境下则另当别论，突然间，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公众”、“劳动力”、“选民”、“消费者”和“人口”的共同点是都出自制度化的行动框架，那些框架内在的官僚属性带来了极深的异化倾向。投票站、电视荧幕、办公室隔间、医院，以及围绕它们的仪式——或许你可以说，这些就是异化人的机器所在。它们是粉碎人类想象力的工具。起义时刻就是令官僚架构停摆的时刻。这样做似乎总能打开视野，使人看到更多可能性，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那套官僚架构的日常工作就是将有限的视野强加于人。［或许这也佐证了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Solnit）的动人观察，即人们经常在自然灾害中获得极为类似的体验。<sup>38</sup>］这一切可以解释为什么革命时刻似乎总是伴随着社会、艺术和思想创造的涌现。通常情况是，不平等的想象性认同结构被打破了；每个人都在尝试从陌生的角度去看世界；每个人都感到自己不仅有权力，而且有迫切的实际需要去重新创造和重新想象周遭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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