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问题是如何确保经历过这些的人不会立刻重聚在新的旗号下（人民、无产阶级、群众、民族国家、乌玛，还是其他什么），然后放任它围绕自身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法规和官僚架构，并不可避免地委托新型警察去执行。其实我认为，针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女性主义。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那些寻求彻底变革的人就有意识地努力把关注点从千禧年主义梦想转向更迫在眉睫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将那些“现实的外壳上凿出的窟窿”以非官僚化的方式组织起来，好让至少一部分的想象力长期维持下去。从1998年到2003年，全球正义运动在各大贸易峰会外围组织的大规模抵制盛典（FestivalofResistance）已经做到了；民主规划行动的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细节，甚至比行动本身还要重要。但更突出的例证是2011年希腊和西班牙的大型集会，还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同期上演的直接行动，当着权力的面示范了何为真正的民主实践，也试验了以切实可行的想象力为基础的真正的非官僚化社会秩序可能是什么样子。
在我看来，这就是在政治上可供参照的经验。如果人们抵制弥漫的结构性暴力造就的现实效应——官僚规则就像渗入了建筑、车辆、大型混凝土结构体等环伺我们的庞然重物中，带有了物体那般沉重和坚固的特质，让人感觉世界受这些原则的约束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除此之外皆为虚无缥缈的幻想，对此加以抵制的话为想象赋权就是可能的。但这所需的工作量也是巨大的。
权力使人懒惰。至少前文中对结构性暴力的理论探讨揭示出的就是这一点：虽然掌握权力和特权的人总觉得那是可怕的责任重担，但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情况下，权力意味的都是你不必担心什么、不必了解什么、不必做什么。官僚制可以把这种权力民主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但是无法摆脱它。它成了制度化懒惰的形式。革命性的改变可能关乎挣脱想象的枷锁，顿悟到不可能之事绝非不可能，由此感到狂喜，但这也意味着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克服一部分根深蒂固的惰性，着手从事旷日持久的阐释性（想象性）劳动，好将那些新的现实贯彻下去。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