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学术概念没有清晰的“问题域”和边界，无法很好地将其研究对象囊括在内，也无法对其他竞争性概念形成排他性的优势，那么其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是否成立就值得推敲了。何况，除了前文提及的“脑力劳动”与“非物质劳动”，在传播劳动的研究领域内，还有诸多纷杂的具体概念同时存在，如乌苏拉·胡斯(UrsulaHuws)的“高科技无产者”和“创意劳工”①、卡斯特的“自我程式控制劳工”(selfprogrammable labour)②、邱林川的“网络劳工”与“灰领”等。③杨杰、凌文轻和方俐洛调查发现：在中国人的判断中，知识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白领工人等这些看似无甚差别的概念尚且不是一回事，彼此之间存在细微差异，若要确定某一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清晰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难度极大。④因此，继续陷在概念之林中，纠缠于“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文字游戏，是很难为数字劳工确立概念之主体位置的，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传播劳动研究需要与传播学中的其他脉络和路径展开对话，并在此过程中彰显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与适用性。
（二）劳动的“媒介化”
- 媒介化研究简述
近年来，吸取了卡斯特所定义的“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society)与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Simmel)的形式社会学(formalsociology)两大理论资源，欧洲传播研究经历了一轮“媒介化转向”，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媒介化研究学派”。①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开始独立作用于社会文化变革，信息传递的中介物不再是完全“中空”的管道，开始逐渐地“影响”乃至“控制”社会形态的形构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不再是功能主义传播研究中被置于中立位置的工具，而是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进而，当媒介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也开始依据当前媒介与传播手段来重新组织其关联方式。按照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等人的理解，现在是媒介在引发其他社会场域中特定制度化实践的重塑。②媒介化作为一种元过程(meta-process)，与个人化、全球化、商业化等过程一起成为推动当代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生活领域变革的根本驱动力。③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煤介化的交又观角
① Huws, Ursula.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②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③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④杨杰、凌文轻、方俐洛：《关于知识工作者与知识性工作的实证解析》，《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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