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企业成为一种“液态”的存在，通过极精瘦的管理模式和彻底的“众包”，将核心数据加工以外的劳动持续推向外部劳动力市场，实际上造成劳动者议价能力与劳动保障水准的大幅度下降。非但如此，网约车司机还要自己承担汽车的燃料、维护与保险之类的费用，爱彼迎(Airbnb)房主需要自己来进行清洁打扫。以“弹性生产”为特征的平台则顺利地实现成本转嫁，规避了倚靠“批量生产”的传统出租车业、酒店业需要雇用管理人员、接线人员、清扫人员、安保人员，依法支付其报酬，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其劳动权益的成本，无偿征纳司机和房主的这一部分额外劳动，并从收入中抽取服务费。
此外，共享经济实际上加强了劳动者对于媒介技术及其拥有者的依赖性与从属性，劳动者并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集中体现在他们不具有自行联系客户和定价的权利；一经注册成为平台用户，则必须全盘接受平台所制定的规则”②。平台亦介入或控制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把控其工作品质，评估绩效并执行优胜劣汰机制。③还是以网约车平台为例。“每一次运营的发生都被隔绝在信息技术的帷幕之外，演算法越精密、越复杂，司机就越难以理解这个过程，而只能被动接受抢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不确定的路程、用时、客户等)”④。梁萌通过研究网络技术影响下的家政女工，发现了“弱契约+强控制”的用工模式—平台弱化对劳动者的保护，而与消费者联手增强劳动控制。①平台一方面以“轻资产战略”(本身不雇佣任何人员，不需要租用任何职业介绍场所)延续了家政女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以临时的、非正式的劳动关系(包括兼职、劳务派遣、平台合作)来雇用家政女工；另一方面则利用GPS定位技术来监控她们的服务地点，进一步加强对她们劳动纪律的管理，用户回馈和评价机制也从过去保姆介绍所中的口耳相传转变为即时和平台保持回馈与互动，劳动者处于企业和用户共同构筑的“强控制”管理网络之中。来自澳洲的研究也显示，在数字平台实施的结构性宰制中，搜集和传播评价员工的信息往往是单边的。②就家政服务平台而言，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提供雇主对于家政工的评价，不会给家政工机会去反驳差评或详细讲述自己遭遇的虐待、歧视、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不合理的要求或赖账等情况。在网络平台上，家政工的可替代性大幅提高，快速更替和流转的零工家政人员缺乏长期的职业发展轨道。
第一章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又视角
①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第121页。
②杨伟国、王琦：《数字平台工作参与群体：劳动供给及影响因素——基于U平台网约车司机的证据》，《人口研究》2018年第4期，第79页。
③ Acevedo, Deepa Das. Regulating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Employee Rights and Employment Policy Journal, 2016(20): 1- 36.
④杜鹃、张锋、刘上、裴逸礼：《从有产者游戏到网络劳工——项关于共享经济与劳动形式变迁的定性研究》，《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3期，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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