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上述劳动者通过网络平台从事的依然还是非常传统的服务，但媒介技术这只“新瓶”却使他们处于“全天候工作模式”之下，加大了从业者的职业疲劳感，降低了他们的劳动自主性。媒介技术从人类手中的工具最终异化为反噬劳动者的“生物”。③更重要的是，它与弹性积累策略无缝对接在一起，为形成新的市场组织形态与组织分工提供了崭新的技术手段，实现了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瓦解了工业时代稳定雇佣关系和劳工保护政策的制度性基础，使现有法律规范落后于现实，而这些由劳动的媒介化所带来的重大挑战，反映了“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本身制造了更多问题”这一意外的后果。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网络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参见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01—325页。
② Flanagan, Frances. Theorising the Gig Economy and Home-Based Service Work.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9(1): 57– 78.
③詹靖、王艺、孟续铎：《网络平台使灵活就业者产生了分化吗？——传统与新兴灵活就业者的异质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年第1期。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