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米罗以电子制造行业为例，通过对劳动者集体行动机遇与困境的讨论来探究劳工工会化的可能性。她发现，在全球电子制造行业中，工会化的程度非常低，且工会组织的运作缺乏制度性保障。因此，如果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希望有效地组织和代表工人，他们就必须与其他行动组织或社会运动建立广泛的联系，后者可能是非营利性、基于社区的实体组织(如高科技企业中的工会组织致力于联合学校、医院和政府机构中的每一位高科技电子产品消费者)，也可能是应对某项具体议题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此外，马奎拉团结网络(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和 IMB公司劳工抗争的经验表明，工人之间的个体联系和信息交换有益于冲破资方的信息封锁与掩盖真相的行为，同时更好地向劳动者展示行业内的一般工作条件，以便加速劳工联合的形成。①在迎接国际劳工组织100周年纪念日的全球对话论坛上，来自工会组织的代表充分肯定了工会是适应20世纪传统雇佣关系的、有效组织劳动者的工具，但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21世纪，因为工作和劳动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以往工会组织保护工人的方式已经略显过时，因此他们主张组织新的团体来保障不同行业中劳动者的权益，包括全球产业链上的工人、个体经营者，以及在数字经济(如媒介产业)中的从业者，等等。
概言之，以上四个领域的研究基本囊括了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这些研究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厘清媒体组织与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力之间的勾连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数字资本积累和增殖的实质，考察劳动是如何在信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剥夺与异化，以及国家保护、社会福利和工作稳定性被瓦解的过程。在方法论上，这些研究大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如民族志等，依托大量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微观的、切实可感的体察，探讨数字劳动领域的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阶级意识等一系列经典“老问题”究竟发生了何种“新变化”。将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开拓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和方法，使它不囿于宏观层面的批判与宏大理论的生产，而且极大地照亮了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研究的盲点。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① Ferus-Comelo, Anibel. Paving the Path Toward the Unionization of High-Tech Sweatshops. In Trade Unio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 A Review by the Global Union Research Network, edited by Verena Schmidt, 2007,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p. 5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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