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数字劳动与中国语境：本土学者的思考与贡献
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协同作用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同样面临数字劳工大量涌现的现状。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等所言，中国经历的是“压缩的现代化”，面临着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①也就是说，与西方社会所谓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已经超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不同，中国仍有大量劳动力处于传统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从事体力劳动和物质生产。但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受过中、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就业的青年人开始全面转向从事非物质的办公室知识劳动，而如前文所述，当代大部分知识劳动已经必须经由数字技术和ICTs中介才能实现，因此，即使不能说数字劳动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主要的劳动形式，劳动的“数字化”所带来的影响仍然是结构性的。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和ICTs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这直接导致在信息产业部门或其他部门中从事信息处理与传播工作人员数量的上升，劳动的数字化与数字劳工规模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追赶甚至超越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中国的数字产业已经与全球其他国家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如德温·温赛克(DwayneWinseck)等学者发现，三大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资本结构、所有权和控制权方面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三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风投基金持有百度公司初始资本的近30%，其中最多的为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Draper Fisher Jurvetson ePlanet)的 15.6%，腾讯 40%的股权由外国机构投资者持有，这个数字在阿里巴巴则高达47.4%。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乌尔里希·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