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问题肯定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记忆力退减迫使人们将“灵魂的粮食”储存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使其产生“延迟差异”；与此同时，当代的记忆力退减技术，也即工业时间客体的技术则使人们得以捕获灵魂的时间，使工业时间客体在灵魂中相互交织，产生益处或害处，而且这一技术不可能在时间上回溯。
确切说来，《关于电视》一书没能或不愿分析并认为可以略过不谈的，正是上述复杂性—《关于电视》是一种“记忆力退减”，是一种书写下来的“灵魂的粮食”，它把在电视摄像机前做的演讲直接用文字记录下来，而且采用虚假的现场直播的方式、不经剪辑就与巴黎电视一台的观众的意识相互交织。
这部平庸的作品获得的成功，体现了一种谁也逃脱不了的文化和学术上的颓败无力：电视不仅仅是它的观众群体的灾难，同时也标志着它所在时代的概念机制在面对该时代的“实效的现实性”之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极度的贫瘠。关于电视不可避免地引发的灾难的哲学，同时也就是这种电视哲学的灾难。灾难也好，极度的贫瘠也罢，从多个角度来看，电视都明显是它们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本书前两章中阐述的论题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这一“原因”的出现恰好证明了意识具有电影性质的特征，这一特征使电视的出现成为可能，而且如果我们不对这一特征进行反思，它将必然导致意识在面对电视之时变得瘫软无力。
关于这一点，它从布尔迪厄试图分析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就已经显而易见：也即“电视中的时间”这一问题，布尔迪厄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认为不可能对它进行论证或展开论述—这一事实其实是可以被质疑的，而我们应当揭露其后果：这也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做的。然而，“电视中的时间”这一问题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和思想的工业生态学的问题，布尔迪厄看起来根本没有触及到该问题的本质，而且该问题或许迫使我们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继续写下去，或不妨大胆地说，它迫使我们对大工业的本质和无产阶级的灾难给予更多的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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