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问题在电视这一媒体节目传播的工业活动领域中被提出来，是因为视听型时间客体的前提条件是一种机器被另一种机器奴役，这就好比无产阶级化了的劳动时间的前提条件是机器（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是它在机械学上的意义)被奴役，是劳动者被机器奴役——这样一来，劳动者就被剥夺了一切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被称为工人，而是被称为无产者。正如西蒙顿曾经指出的那样，劳动者被奴役的过程凭借着机器这个“工具的承载者”①，导致了工人个性化的丧失。这就是无产阶级工人的灾难。当上述机器变为程序化机器和数字化操纵型机器之后，它就可以不需要无产者，那么无产阶级工人的灾难将更为严重。
尽管马克思一直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只有以对技术和科技的物质材料的分析为基础，我们才能真正地开始思考，但是《关于电视》处在大学悠久传统(它与哲学一样古老，认为技术和科技都是庸俗的)里的一种灾难性思想之中，没有对电视的技术方面进行任何分析—更没有从个性化这一角度分析电视导致了意识的贫瘠化等现象学上的影响。②这一灾难性思想构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并要求我们对它进行激烈的批判，进行一种新的批判，该灾难性思想造成的后果是使人完全忽视客观记忆的问题，忽视以机器为具体呈现方式的持留机制。
技术与时间
① 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自第80页起；吉贝尔·西蒙顿，《论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出处同前，第15页。(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自第81页起。——译注）
② 在当代社会批判和“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之中，布尔迪厄并不是唯一一个严重地忽视了对技术性进行思考的必要性，并错误地估量了该研究道路的重要性的人，诸如苏桑·乔治(参见《鲁卡诺报告》，费雅尔出版社，1999年)、约瑞·波维与弗朗索瓦·迪福(参见《世界并非一种商品》，发现出版社，2000年)也属于这种情况。相反，维维亚娜·弗雷斯特(参见《经济的恐怖》，费雅尔出版社，1996年，第156—157页)却值得称道，她认为资本在当前之所以具有威力，是因为它的基础是控制论技术的智慧，而且这一智慧却为思想家、政治人士和激进分子所严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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