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爱造就了家庭，并且在文明中继续发挥它的影响力…它的作用永远存在，也就是把人与人团结起来，构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人类群体。[…]在这方面，它比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群体的共同利益更为有效力，后者并未成功地做到这一点。②
这种爱也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真正的“接受”过程，因此
从遗传的角度来看，“爱”这个字眼在语言中的使用往往是不贴切的。③
使社会变得值得人们欲求的，是“绝对的友爱”(philia)，它若是消亡了，那么社会将与地狱无异。在大范围地共时化了的社会里，共时化时刻不再是例外。这样的社会不再是个性化的社会，它从根本上敌视个性化过程，敌视多样性、特殊性和特例。它不是由诸多个体和特例构成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总是具有某种历时性，其中所有个体都具有特殊性和非共时性)，而是由诸多超大型群体和失望构成的社会。我们将会看到，它甚至不是创造型社会，而是一些模仿性的和适应性的聚居群体①。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奥比耶出版社,1947年。——原注
黑格尔的原文为：“真理存在于其中的真正形态只能是该真理的科学体系。我想做的正是致力于这一任务，使哲学靠近科学的形式—达到这一目标之后，哲学就将能够放下它的名字对知识的爱’，而成为在实际中真实的知识。”根据《精神现象学》法译本译出，可参见《精神现象学》中译本，贺麟、王玫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6月第2版，正文第3页。——译注
② 弗洛伊德，《文明的不适》，出处同上，第53页。
③ 参见柏拉图对话录的《吕西斯篇》、亚里士多德的《优台谟伦理学》,以及德里达的《友谊的政治》，伽利略出版社，1994年。
原文为古希腊语单词“philia”，意为“无条件的爱、绝对的爱”，兼具“友谊”与“爱”的含义，故译为“绝对的友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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