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共时化过程(内感官与外感官的共时化)社会则以某种共时性的“动态稳定”过程为前提。然而，知性的共时性综合以直观的历时性杂多为前提，而社会的“动态稳定”则时不时地遇到特例时刻，因为不存在某种或许是纯粹共时性状态的纯粹的稳定。“我”的身份的辨认—也即个性化过程、自恋式的稳定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我”或许就无法辨认出自己，这是“我”的思维和社会性的前提条件—同样也以共时化过程为前提。可见，共时化过程总是存在着：任何“我们”以及任何“我”都离不开共时化过程。
共时性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它，那么人类群体就无法构成，就没有集体的个性化；历时性是个性化过程在那些持续存在之物的空间里的时间，它同时也是这些持续存在之物的未来，是某个共时化的“我们”的永恒。那么，这种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两个趋势——共时和历时——能够不再是一个与另外一个一同运作，也就是说一个与另外一个相对立，在一种对立的“转导关系”中运作，而是可以独立运作，在相互独立的同时，它们的外在表现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并且与此同时，纯粹的共时性要求有纯粹的历时性作为它的反应，反之亦然？
纯粹的共时性与纯粹的历时性回到了同一个地方：虚无。
在此，研究“特有语言”的问题(它同时也是魔鬼与象征的问题)还为时过早。我们只需知道，共时化过程应该是有规律地出现在历时性之中，而不是强加在共时性之上，想要将它消除掉。这意味着，“我”消融在“我们”之中，也就是说“我”和“我们”都被《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泛指代词“人们/大家”给吞没了——《存在与时间》的作者本人后来也身陷其中：这是个可怕的问题。
技术与时间
①“尼采之所以反对达尔文，是因为尼采认为适应是对创造的否定,适者生存的理论意味着不可能存在任何特例，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化。”芭芭拉·斯蒂格勒，《尼采与生物学》，法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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