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们”具有延迟差异，二者之间的“无区别化”揭露了一种本体论上的无区别，“我”和“我们”的流的共时化过程将“我”以及“我们”本身都给吞没了。“无区别化”将趋向于在一种熵的融合中消除历时性，这一融合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都具有霸权特性，它既是涵盖一切的，又具有极权特征。当“我们”变成泛指代词“人们/大家”之后，便没有了未来：它是无人称的，既不知道它是“谁”，也不知道除了它之外还有他者；无论是对于自身还是对于他者，它都不再能够提出“谁？”这个问题，而且与此同时，它不知道、不认识，也不接受任何人或任何事(不懂好客和敌对)，甚至不再对“谁？”和“什么？”进行区别。
尼采说过：“沙漠在扩展。”①这里的沙漠就是一种地狱，是一种演进，是沙漠化拓展的必由之路，它没有未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能持续存在。无论是月亮上一块没有未来的卵石，还是本身也是一块巨石的月亮，二者都持续存在了数十亿年。然而，沙漠的时间不过转瞬即逝。
如此快速地回顾了西蒙顿的观念之后，我们看到，“接受”的可能性建立在以下事实的基础上，即“我”和“我们”是两个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结的个性化过程，应当同时从心理层面的个性化以及社会层面的个性化这两个角度出发，才能对它们进行论证。此外，我们也看到，使这一联合的个性化过程得以实现的，是一种先于个体的“已经在此”的领域，这个领域是存在者在演进的过程中凭借第三持留为载体而实现的(可转变的)个人存储，不过西蒙顿和康德、胡塞尔一样，都没有注意到第三持留的存在。最后，我们还看到，这一相互联结的个性化结构以心理持留和集体性持留的技术载体所具有的可撤换性为基础，使“接受”成为可能，而且在文化工业时代，当上述持留变成工业控制的主要对象之后，这一相互联结的个性化结构会使个性化过程的两个方面发生混淆，并且导致意识本身丧失其个性化，导致特例的可能性被消除，导致大众产生某种失望，最终走向一个“存在之痛”的时代，此时，正如“工具的承载者”机器剥夺了工人成为技术个体的潜质那样，当以客体为对象的意识，也即主体变成产品的消费者之后，他便被剥夺了他参与确定并使用构成其精神生活的持留准则的能力。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 参见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译本，钱春绮译，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1版,第370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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