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关系。
正因为“我们”的构成方式与“我”一样，都是通过投映而实现，所以电影才有可能在美国演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然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必须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而电影在美国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美国没有继承任何既有的投映机制，正如让一米歇尔·弗洛东在引用并评述马丁·斯科塞斯时所指出的那样①：
“美国导演总是更为关注故事片形式的确立，而不太关注对某一现实的揭露。”(《马丁·斯科塞斯的美国电影之旅》②)若是对于法国关于梅里爱和吕米埃尔的古老论题，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对于“美国导演”而言，问题却不是这样：在美国，揭露某一现实就是确立故事片的形式。这是因为，美国的现实就是一个有待构建的历史，而不是一个有待记录的“在此的存在者”(我们稍后将回到“在此的存在者”这一问题，在这里先不讨论，为的是将位置留给“美国的现实”)。③
领土是众多投映屏幕中的一种。这是一种场面调度的机制，它与电影一样，都是假象，二者现实程度相同，因为它已经存在：总是会有一片领土，那儿记录了一些为有待征服的广袤的印第安平原所缺乏的象征符号—它们为征服者所缺乏，却为原住民而存在着。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人类历史上，美国人与领土的关系是一种全新的关系—由来自西班牙的欧洲人开始进行的大屠杀也是如此。紧随大屠杀之后的，是来自所有殖民国家的欧洲人；与大屠杀相伴始终的，是奴隶制和黑奴贸易(以及华奴贸易);而为大屠杀画上句号的，则是北美殖民地移民及其后代。大屠杀沉重打击了整个美洲。弗洛东指出了电影是怎样成了大屠杀以及后来其他野蛮行径得以展现的屏幕，而这些野蛮行径至今仍在大量地上演着，它们的持续令人恐慌。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 在这一引用和评述之前，弗洛东明确指出：“关于美国与电影之间的类似性，最明显且最重要的一则解释是二者同时都有待构建。”
② 纪录片，马丁·斯科塞斯、麦克·威尔森执导，1995年。——译注
③ 让一米歇尔·弗洛东，《国家的投映，电影与国家》，出处同前，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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