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限制曾经使宙斯被迫将赫尔墨斯派往人间,把“dikè”和“aidô”交给了“会死者”，它对新生的美国也产生了作用:当时的美国面临着初期时的分裂局面，分裂的形式前所未有，有着巨大的威胁力，而从这分裂中也产生一种无与匹敌的发明创造性。
美国的发明创造性由于美国通过电影而实现的发明，以及电影本身这一梦一般的技术的发明，而成为必然并得以实现。不过，美国的发明创造性其实早就开始了：始于1776年。在某种程度上，它主导了美国的独立宣言。雅克·德里达在独立宣言发表两百周年的庆典上(庆典在弗吉尼亚州举行)对托马斯·杰佛逊的精彩演说进行了分析：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无法判定这样一个宣言行为的力量和强力冲击，也无法判定该陈词[即杰佛逊撰写的宣言]是觉察到了独立，还是导致了独立。[…]是人民事实上已经解放，只是通过宣言意识到解放这一事实，还是在这则宣言签署之时并借助了它的签署，人民才得以解放？…可以说，这一隐晦之处，这一无法判定性，介于语言性结构和评估性结构之间，二者的目的在于制造所寻求的效应。它们对这样一种权利的地位来说至关重要[…]。宣言中的“我们”以“人民的名义”而言说。
然而，这一“人民”并不存在，在宣言发表之前不存在，那时的它与现在有所不同。①
其实，这一“人民”在宣言发表之后也不存在。这一“人民”，也就是说这一“我们”，总是处于即将到来的状态。
托克维尔曾经强调过美国的极端特殊性，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的诞生。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接受”促成了一个“我们”被发明出来，这一“我们”并不先于“我”而存在，但却依据某一逻辑得以投映和虚构。在分析知性的时候，我们曾见过这一逻辑：借助于“移交”的方式①—在这里，是通过“以人民的名义”而言说的代言人，他们担负的责任是遴选出那些构建某一“我们”的词语，让这一“我们”得以投映和虚构，成为权利(同时也是以上帝的名义，我们将在《象征和魔鬼》中看到，这也就是以某一绝对性的过去和某一绝对性的未来的名义)。美国的发明创造性始于1776年，始于杰佛逊这个“我”所言说的“我们”;这一发明创造性已经是一种电影，类似于幻象、诱饵或“做作”。这一切始于一种幻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样。这一“电影”构建起了美利坚民族(同时也构建了所有机构)，也为即将到来的电影工业的霸权做好了准备，从《一个国家的诞生》②到后来的《乱世佳人》、《欲望号街车》、《美国，美国》等等。
技术与时间
① 雅克·德里达，《听闻录:尼采的与教诲与专有名词的政治》，伽利略出版社，1984年,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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