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和电视里的视听型时间客体构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媒体节目流，而“广播电视”则将这一媒体节目流传播给了不计其数的听众和电视观众，从而构成了时程区划的一个新时代。在20世纪里，程序工业彻底重新配置了以下两大要素—没有这两大要素，任何人类群体，任何“我们”或许都不可能得以建立并持续存在：
（1）时程区划：它将宇宙的节奏融合进具有象征性的仪式中，与此同时标记了社会生活的节奏。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历法，以及所有具有地方性特性的行动规划、社会共时性活动、各地方的历时性活动等等；
(2)方位区划：它划定了领土的界线，界定了表象的范围，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导向的导向系统和导航工具（包括航海地图、分类辞典、目录索引，以及学校教材和专有名词—例如街道名、城市名，乃至人名，所以人名既是方位区划的元素，又是时程区划的元素)。
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决定了一切集体事件—乃至历史，乃至地理。然而，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电视的到来(当广播备好了场地之后)吞并了地方性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将其融合到媒体节目表之中；与此同时，通过媒体节目表，电视对观众群进行了分割，以观众群体为首要目标，并为此而制定了节目时段和各类节目、确立了节目的规格(26分钟、52分钟等)。事件的性质——说实话，乃至事件化①的各个条件，都有了深层次的改变。
这是一个大众“接受”的过程被付之于实践。同一个节目可以被数百万观众在同一时刻观看，数百万意识可以同时与同一个时间客体的“流”相互交织，并且受到同样的信仰效应和“接受”效应的左右。“广播电视”是时间客体的一种工业化生产，这些时间客体被现场调控(即便它们不是被现场制作出来)，使意识群的意识流共时化。就这样，自广播时代(1923年)以来，相关基础设施真正地投入运营，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工业也由此得以展开。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这一体系变成了电视系统。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 关于“事件化”这一概念，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自第137页起。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