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共同空间与共同时间(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入口的持留体系所受到的这种震荡，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大范围地、切实地拉开帷幕，而且随着数字技术势如闪电的发展，该震荡的强度空前提高。当前，它在大范围内使人迷失方向，虽然这种迷茫或许尚未引起关注，它所造成的问题的深度或许还无人察觉，但是它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会招致一些强大的抵抗，这些抵抗具体体现在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诸多倒行逆施的现象中。遭受其影响的，是文化与社会的核心，是它们与宇宙、与它们的记忆、与它们本身之间最为密切的关系。忽视它，或是无视它，可能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时程区划与方位区划是生活节奏、信仰、与过去和未来之关系的基本质料;在未来，对导向机制的掌控，将会是对全球想象之物的掌控。
毋庸置疑，一次真正的文化冲突已经吹响了号角，也即施加行动的模式、集体的计划并通过它们去控制市场而斗争，因为问题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的，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无情的全球商业战；在这场战争中，各种数字化网络已经成为、首先是而且越来越会是斗争的工具，被用来占领全球市场—既包括全球商品市场，又包括全球思想市场。然而，我们不妨试问:这一新的市场中是否存在着一种一触即发的矛盾，它是理性的遗失——意即动机的遗失、投映能力的遗失——的源起。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 以下事件可为见证：2000年9月19日，在布鲁塞尔的一次资讯日期间，有人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某“跨计划行动”(CrossProgram Action)的倡议，令人惊讶的是，该行动名为“信息的流动性与地理信息的智能体系”。在于2000年3月31日递交给法国政府总秘书处的一份报告中，我本人也分析了这一论题，报告名为《关于在信息社会与文化领域的背景下进行领土整治所需条件发生演变的预测》，该报告在以下网站可见：www.pm.mtic.gouv.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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