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领土和地理信息的数字化复制
人类群体之间接触点和交流机制的增加，导致他们在抵御技术趋势的落实，也即抵制接受新的生活模式之时的能力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里，我们曾探究过这一渗透趋势是否不会导致组成社会群体的“内部环境”越来越快地融解于界定该社会群体的“外部环境”①。各个内部环境之间接触点的增加，在增进了所有群体对技术趋势的一般渗透性(即熵)的同时，或许会促成使这些群体融合进市场这个“外部环境”之中的趋势。对于市场这一外部环境，当它变得完全以记忆术为重，并以此为基础，变成不具有公共空间的商业交换空间之后，它或许也就变成了西蒙顿所说的“技术地理环境”②。
这些“接触点”先是物质与人，随后由图像、货币、书籍、电报、电话担当，它们已经变得无处不在、普遍存在。它们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点”，而是无线电语音和电视等“流”，相互交织而且共时化，并最终完全融合在诸多数字化信息网络之中，构成了储存库的入口;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通过包括电话、电视等远程行为终端在内的任何移动工具，人们就可以进入这些储存库之中，而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移动工具是怎样改变、维护了“流”的组成，怎样使之复杂化。
接触点的密集化、接触点转变为“流”，以及由此导致的交互性行为(如各种形式的全球商业)必然要求数字化电子导航工业生产出新的导向技术，而且不再是在历史传承下来的过去的经验中导向，而是在信息事件的即时性时间中进行导向，这些事件每秒钟都在发生，而且是通过全球数十亿人发生在数据的“虚拟空间”里。
技术与时间
①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76页。(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74页。——译注）
② 关于这一点，参见吉贝尔·西蒙顿，《论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出处同前，自第50页起;以及《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92—94页。(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94—96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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