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上述极端的含义上来看，在意识的三重综合之上，一开始就叠加有第三持留这一技术综合，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在“记忆的工业化”一章①中才谈到了持留有限性的工业化综合。然而，这也意味着上述工业化综合对意识“本身”—也就是说在思想的某个时代里，确切地说是在一个有关意识的思想的时代、也称现代哲学②的时代里，其“本身”能够被领会的意识—直接进行了质疑。
上述“质疑”成为可能，意味着意识流之所以具有一种流动的过程，必须是依据着促使这样的流动过程成为可能的各种载体。意识是一个“流”—这个“流”催生了若干“漩涡”(tourbillon),它们源于我们在《技术与时间》最后一卷中命名并分析的“循环”现象(récurrence);换言之，意识是由一些漩涡状的微观流所构成的——而且在这个“流”的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历史的单元，它们总是既大于意识流本身，又小于意识流本身。因此，几何学的历史长于几何学家的历史，而与此同时，某一几何学家总是不仅仅是一个几何学家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几何学又“小于”几何学家。
技术与时间
① 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三章。
②此处应当澄清一个误区。在这里，“现代性”的含义与我们在前面第三章第4节从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中得出的含义不一样。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现代性”是一个哲学时代的特征，它调配着工业现代性的出现，但它并不是这个由一个新的“接受”过程所构成的工业现代性在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现实。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谈论的“后现代性”正是以前者为主题。对于工业的现代性而言，“后现代性”只可能是它的一种不幸—它是“现代性”时代中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工业演进的标志被颠覆了，不再以“我们”所投映出来的进步为标志。不过，我们或许应该称其为“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é/ultra-modernité)，因为我们还远远没有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空间，而是正经历着一个超工业化的时代，也即一个包括生物持留机制在内的所有持留机制均受制于工业开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意识的时间及其物质载体都受制于由技术科学的进步所打开的新型市场。“后现代性”或许是“现代性”的出路，而对前者进行论证，其实是从哲学史的周期上高估了“现代性”的定义，同时低估了工业革命所构成的断裂带来的深远影响。与尼采和我们之间的差距相比，卢梭和马克思之间的差距要大的多。不过，以上评析并不意味着“后现代性”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相反，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我们应当明确界定后现代性的意义，以及“现代性’时代中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的含义。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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