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意识流是一个蒙太奇的过程，通过捕获、移植、混合、后期制作而进行，并由此产生了“接受”这一现象：它促成了流在投映方面的统一性。捕获、移植、混合、后期制作以及蒙太奇的前提条件，是意识流的流动过程依靠持留的工具，将某些必然行为压缩在一起。这些必然行为使三重综合付诸运行，而三重综合本身也就这样在技术上受到了第三持留的各种载体的调配，后者通过它们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意识流的流动过程。
从19世纪开始，一种“新型意识”开始流动，但是从17世纪开始，也就是说在发现美洲、发明印刷术的150年之后，它就已经被人作为“我思”而思考。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书籍变成了一种工业，上述“新型意识”的载体被大量地内在化，这种意识也随之得以普及。
国家教育部门开展的公共教育就是对“先验”代具性综合的内在化(自然化)进行组织。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意识得以安置的时代(从印刷术、殖民主义开始，直到于尔·费里①时代)同时对应着一次精神之战和语法的技术之战。至于“语法的技术之战”，西尔万·欧鲁②曾称之为“语法化”(grammatisation),通过它，西欧试图使它的神权模式和政治模式得到接受：正如“殖民网络”和“文字共和国”那样，印刷术之战在全世界已势不可挡，它同时也是一次精神之战。
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之后，通过大众对支配着“我思”之流动过程的各种载体的内在化，“我思”于19世纪得到了具体化和普及。①人学儿童的人数从1832年的193.9万上升到1886—1887年间的552.6万;1850年，入学儿童的人数占学龄儿童总数的47.5%,1896年的这一比率上升到了93.5%。②随着一种建立在识字、计数、书写以及对普遍观念的熟记等基础上的教育系统的普及，上述内在化过程被内在化了。对于这种教育系统，德国人称其为“Bildung”③,意即“培训”，而且在这种培训中，某种图像(“Bild”)得到了投映。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 于尔·费里(1832—1893),法国政治家、教育家，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教育部长、总理等职，在他的倡议下，法国政府于1881年和1882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史称“费里法”，确定了免费义务教育和世俗教育的方针。——译注
② 西尔万·欧鲁(1947—)，法国语言学家、哲学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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