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全国的文字性投映是一种共时化行为，它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工业化的“我们”，但是与此同时，它的目的同时也是一种历时化行为，例如某一判断能力的获得(以及各种矛盾的综合)④，或者更确切地说，例如这一已经存在的判断能力的“发明”。然而，和矛盾原则一样，上述共时化行为也需要被提出来，它在“面对着读者群”之时所具有的公共用途必须被表达出来，也即被付诸实践。这一公共用途构成了一个公共空间，一个以学校为机构的“共和国”(respublica)。文字性投映是“共和国”得以投映的空间与屏幕—而且从希腊时代开始，它就已经是城邦得以投映的空间与屏幕。不过，我们即将看到，无论是主体的意识的“发明”，还是现代共和国的空间的“发明”，二者之所以成为可能，都必须以文字印刷的标准化为基础。
技术与时间
① 关于教育与工业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工业化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曾一度给扫盲带来了制约，参见弗朗索瓦·费雷、雅克·奥祖夫，《读与写》第一卷，子夜出版社，1977年，第259—269页。
②出处同上,第275—276页。
③ 主要可参见康德，《对教育的思考》(法译本，A.费罗南科译)，弗兰出版社，1967年。
④ 引用卡特琳娜·金茨勒的说法，获得判断能力的前提是有一个解决认知问题的机构。卡特琳娜·金茨勒，《孔多塞，公共教育与公民的诞生》，伽利玛出版社，“Folio”丛书，1984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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