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系统构建在所处时代的持留基础之上，其中记忆术体系与一种既没有世界化，也没有完全融入市场的技术体系相独立。然而，随着传输工业的一体化，知识的传输明显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市场，上述情况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以下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当温哥华国际会议研讨新型教育科技的全球市场之时，数字化程序工业已大量存在，并从此与出版业密不可分。
上述演变不可避免：它是源自于传输工业的导向机制付诸运行带来的后果。传输工业的支撑点是各种数字化的持留载体，它们动摇了文字性综合的霸权地位，将文字性综合纳入到它们的超文本机制和超媒体机制之中。国家教育计划的执行机构曾经是“我们的教育机构”(海德格尔语，粗体是我所加)，作为它的竞争对手，跨国数字化程序工业的力量远远大于大众媒体，而大众媒体已经极大地震撼了学校，而且在法国，随着国家电视台的自由化、与此相应的广告的出现以及后来电视频道的私有化，大众媒体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便得到了蓬勃发展。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直到程序工业的出现，学校几乎以霸权的姿态承担了在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方面进行导向这一职能。报纸延伸了这一职能，这显然是得益于大众对阅读的习得。最初的学校教学传授的是拼写与算术的基础知识(它们是持留技术的基础)，也传授历史、地理的初级知识—包括祖先与国家领土的名字，以及这些名字在地理地图和行政地图上的投映等等。这些基础知识都是“接受”过程的基础，它们在传授某一共同过去的同时，也创造了内在化了的、第三持留的持留条件，从而使某个被共享的未来的投映机制成为可能，并且使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力确定理想的方向，也即自由地确定方向。国家的统一性就这样在学校里得以铸就。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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