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里提出的病痛的问题不是关于从他人的不幸中渔利的“受益者”道德败坏的问题，而是要去搞清楚在当前的演变中，什么能够将好与坏区分开来。
事实上，市场的压力和思想的缺失这两大原因不断强化，并促进了“存在之痛”的增长：
(1)短期准则(工业投资者觉得在其中找到了他们的利益)与理解当前演变进程所必需的能力的运作相互对立；
（2）相反，思想的某种懒惰态度，以及在揭露中驻足不前(有时候这也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交易基础)，二者构成了借口，使思想免于直面其真正的对象，而且周围环境中的唯利是图又使这一借口更为有力。
需要付出的努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学校的导向问题，作为遴选的问题，同样也成了所有先于它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传输的问题作为持留的问题，它必然是遴选的问题。学校遇到的遴选的问题反映出了那些使以学校为源头的社会遭到质疑的事实。学校是社会的源头，如果在实际中并非如此，那么从律法角度来看则确是如此—通过传输的工业化聚合这一事实，学校的规则遭到了质疑，而且在技术科学的大部分领域中，学校的规则已退避三舍—这就是所谓的“迷失方向”。对教育系统中的遴选问题进行反思是一次挑战，而若要应对这一挑战，仅凭社会学、经济学或是政治学分析是不够的，必须以某种遴选思想(它是持留这一首要问题的核心)为出发点，也即重新审视认识论的重要性(即我们所说的新批判)，学校的遴选问题才能被解决。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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