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意识的各种载体进行处理，学校将诸意识流的某一文字性综合再次构建起来，但是我们所不确定的是，这一从启蒙时代的革命进程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中继承而来的教育系统，是否能够将在共和文化中形成的各种原则(在所谓的“民主的”、“现代的”国家里，它们构成了“接受”过程的基础)继续传递下去。若是不承认这一点，或许就太过胆怯了。
然而，如果我们还不能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阐明教育系统在哪些方面不再能够满足“接受”过程的要求，那么即便承认这一点，也是徒劳无益的。在此，我们必须立即指出，同时也希望读者早已明白这一点，即严格说来，“接受”的过程与任何一个适应过程毫无关系。“适应”是动物或动物般的人—也即奴隶——所具有的现象。无论是学校，还是传输机制，它们都不是饲养场，也不是马厩，或正如吉尔·夏特莱所言，它们并非猪圈。①
第五章 进行区别
①当我最后一次修改完本书书稿，即将把它交付伽利略出版社之时，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菲利普·舒莱的一本书(与菲利普·里维耶合著):《优秀的学校，第1卷，在工业文明中反思学校》，尚瓦隆出版社，2001年。对于这部佳作中阐述的不少观点，我都表示赞同，不过当我撰写这则注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读完全书。我知道菲利普·舒莱欣赏尼采，但是令我惊讶的是，我在书中发现的一段关于“适应”的阐述却与他对尼采的欣赏不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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