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谁？”和“什么”之间这一协商是以“谁？”的一个准则作为前提条件的，而确切说来，这一准则正是由“什么”构成。这就是难点之所在。这一难点的意思是，该准则是持留性的，因为它是进行区别所依据的某一原则的内在化，而如果不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该原则是不能够被内在化的：
(1)它已经处于“谁?”之中；
(2)它必须由这一“谁？”在某个外在化(该外在化使某一内在化成为必然)的过程中，“发明”①出来，也即发掘出来。
难点主要在于，这个奇怪的游戏尽管是某个事后阶段的游戏，却并非若于时刻的前后相继：内在化显然不是跟在外在化之后，内在化就是外在化，而且正是在矛盾原则被发掘，也即被“发明”之时，它才在事后阶段(再次)自我构成为原则。已经在此的原则并不是先于该原则的形式化，但是它之所以可能形式化，正是因为它“以法则的状态”已经在此。在这个寓言般的行事性②结构中发生的一切，就像杰佛逊发明“优秀的美国人民”同时替他们、以他们的名义、以回溯的方式签署了独立宣言那样。然而，我们将看到，这个寓言般的行事性结构在技术科学中一直运作着，在诞生于17世纪的现代性这一精神之战的语法中，它也在运作着。正是在现代性这一舞台上，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不过是“第一人称单数”之物作为根基被发明了出来，印刷术的胜利也在其中留下了印记。
技术与时间
① 关于“发明”一词在此的特定含义，参见本书第四章第3节。——译注
②关于“行事性”这一概念，参见本书第六章第6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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