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这一自由指的也是：“存在”可以不具有现实性，而更具有可能性—仿用瓦雷里的说法①。
“存在”更具可能性而不太具有现实性，这是一个投映结构，它属于我们所说的“电影”，而且“将意象与事实对立起来”。
上述“自由”是一种非主观意义上的“意愿”，海德格尔称其为“决心”(Entschlossenheit)，其前提是某一准则，也即进行区别所依据的某一原则，而这也正是康德与海德格尔在导向的问题中的研究对象。然而，海德格尔进行区别所依据的原则是对康德试图表述的原则的一种颠覆，这一颠覆首先在于“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的倒置。
在康德那里，可能性听命于现实性，也即听命于客观性、实体性。当然，客观性是由主体在统觉的统一性中所构成的，不过这种统一性与所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所具有的统一性一样，与现实是一致的，因为它建立的基础是“一个绝对现实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②，也即上帝。
在海德格尔那里，他进行了一种哥白尼式的颠覆，以至于似乎走向了极端。他认为，现实性听命于可能性，也即听命于“此在”本身，因为“此在”就是它的“可能性”，而且从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开始就是如此，也即它本身的终点：“必须存在”。
即便不谈存在者层次上的经验，仅从存在论上的理解来看，对存在的阐释也是首先根据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者的存在而确定方向。这样一来，首先上到手头的存在者的存在就被错过了，存在者首先被构想为现成在手之物(res)的整体。存在获得了现实性的意义。存在的根本规定性变成了实体性。与对存在的理解中发生的这种错置相应，对“此在”的存在论方面的理解同样也进入到存在这一概念的视野之中。与其他一切存在者一样，“此在”在现实中也确实是现成在手的。因此，其实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具有了现实性的意义。紧接着，在本体论问题中，“现实性”这一概念将会获得一种特殊的首要性。这一首要性挡住了对“此在”进行真正的存在论分析的道路；更有甚者，对于投向首先上到手头的、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者的存在的视线来说，这一首要性已经构成了障碍。最终，它将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导入歧途。从此，存在的其他模式都是从现实性这唯一的角度，被负面地、否定地确定下来。
第五章 进行区别
①“他将过去与现在、未来与过去、可能性与现实性、意象与事实对立起来。他既在前行，又在倒退；他既在建设，又在拆毁；他既是偶然，又是注定；所以他既是不存在之物，又是不存在之物的工具。归根结底，重中之重，他就是我所说的那些梦想的神秘主使者。”(《精神的危机》,出处同前。)
②康德，《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出处同前,第80页。参见下文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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