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技术科学时代使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的个性化过程变得显而易见，西蒙顿将这一过程称为“具体化过程”，从而完善了勒鲁瓦一古兰的“技术趋势”理论以及贝特朗·吉尔的“技术体系”理论。具体化过程分析的是工业技术客体的形态生成，但它所控制的却不仅仅是客体的演变，同时还支配着技术的整体，并最终支配着全球记忆术体系，也就是说思想所处的持留区域，对此我们在前面某一章中已有描述。
可见，工业革命使技术所特有的一种动力性得以出现，它同时也是我们曾称之为“有组织的无机体”所特有的。这一动力性之所以直到工业革命这一时期才被人感觉到，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方面，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开始证实，那些年代最为久远的古文物处于一些系谱之中，它们的形态演变所依据的规则类似于根据骨骼化石发现的生物进化的规则；
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尤为重要的一方面，自这一时期开始，技术和科学结合在一起，并催生了工业科技;这一结合开启了一个持续创新的时代，其中技术客体的进化骤然加速，变得显而易见，并促成了现代性，同时也提出了新工业产品的“接受”问题。
因此,正是技术与科学的合作有利于工业,并且使人们的躯体和灵魂感知到了科技所固有的动力性。
对于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些“可以存在或不存在的”，即为偶然性，它“不应当被理解为存在者的某一区域，而应当被理解为影响自然进程的某种负面属性”①。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技术在本质上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这是“无科学”的技能(savoir-faireinscient)与“确然知识”(savoir apodictique)之间的对立：
亚里士多德的意图并不是要把[“tekhnè”]与摸索中的偶然性经验对立起来，而是将它与科学对立起来；关于科学，亚里士多德刚刚已经提到，说它是“不能够成为不同于它的现状的事物”。[……]在一个对科学而言完全透明的世界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够不同于它的现状，无论是技艺[即技术]，还是宽泛层面上的人类行为，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①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皮埃尔·奥本克，《亚里士多德的谨慎》，出处同前，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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