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上述各种“空想”已得以进入技术系列化生产，由此变得可被复制，甚至具有了复制的能力，而且还被打入了市场，并借助各种生物科技——从农产食品加工到人工生殖，也包括转基因嫁接体等活的代具的工业化生产—而被引入“接受”的过程，那么这样一来，知性、直观、想象力、理性观念之间将会发生什么？进一步说:在一个“模拟”已普遍成为研究方法的时代里，“图型”是什么，而“模拟”本身又是什么？
在康德的思想中，他没有把理论和技术实践从法则上割裂开来，而且与亚里十多德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技术只是应用科学而已。这是因为，在康德的构想中，知性被禁闭在直观之中，这一构想必然也就否定了开启某一新的技术系谱的“发明”的可能性：这同时也是对技术的个性化过程的否定③。在技术的个性化过程中，一方面，各种“转导关系”导致了一些形态生成，这些形态生成进而将功能确立下来；另一方面，运作中的物质不能仅仅简单归结为物理法则的运作，而是受制于我们所说的“有组织的无机体”以及如今新增的“组织被破坏的有机体”。
在研究他所说的“组合环境”之时——组合环境导致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技术地理空间，在那里，科技的个性化作为扰乱因素，介入到地理和物理的动力性之中—西蒙顿在技术的诞生中引入了“预料”的必要性，“预料”就是要注意运作中的物质所带来的教训，例如所揭示的某些可能颠覆组合环境的标志的运作缺陷(勒努瓦发动机的自燃装置变成了柴油发动机的原则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方面，实践经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关于物质的物理学理论的运用，运作中的物质从来都不只是某种物理运作，确切说来，它是一个有组织的综合体，尽管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有机体。这就是“技术地理环境”的含义，它显然已将人类地理包括在内。
技术与时间
① 关于“空想”的含义,参见本书第二章第13节。——译注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126页。粗体为康德所加。(参见中译本第99页。——译注）
③ 我们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里已对技术的个性化过程做过研究，在最后一卷中还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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