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客体的发展本身是一种实验，是对新的可能性的一种探索，而日常世界则是一个永恒的实验室(IP网络尤为如此)。然而，在《技术与时间》的前两卷中，我们已经指出，“预料”的可能性受制并取决于第三持留的可能性，也即思想所在的技术环境。技术远远不能简化为物理，技术这一环境是“实践理性”的时间性——也即意愿——的条件;反过来，技术环境中又贯穿着一种实践的因果关系，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实践的因果关系受制于物理的因果关系。然而，对于“物理的因果关系”这一概念，如果我们不对它提出定位条件的问题，也即地理动态稳定的平衡(即潜在的不平衡)的各种现象的问题(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些现象一直困扰着物理学)，那么它将仍然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
当我们说“技术是意愿的时间性的条件”的时候，这里所谓的“条件”显然不是一种决定因素，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技术条件并不是对实践自由的否定。
不过，一方面，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有条件的自由，尽管相对于机械而言它是无条件的；另一方面，“预料”的能力在技术上取决于持留机制的运作，在某一综合的表象与其客体的关系这一方面，这一能力使对“借助于意愿的因果关系”的排斥变得过时了。
康德认为技术只是应用科学，因为它只是掌握了直观数据的知性的诸概念在分析论上的发展，而我们则认为，正是技术使图型的构成得以实现，其中包括实践。因此，技术与理论的关系，技术在理论中的位置，都应当大作变动。砖块之所以能够经由砖工之手而成形，是因为砖工的手得到了某个关于黏土的概念的引导，而且他的手必须多次接触黏土，他才能够获得这一概念。我们在最后一卷中将看到，形质论分析是康德思辨的基础—他追随亚里士多德，并与之观点一致—支配着直观与知性之间的关系，而西蒙顿在《个体及其在物理与生物层面上的诞生》中所否定的，确切地说正是形质论分析。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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