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理论与实践生而具有的技术性，以及从中产生的技术科学的实践这一特定问题，意味着因果关系的“自由”—技术科学而今以明显的方式向我们昭示了这一问题—根本不是一种控制力：一方面，这是因为它是一种有条件的自由，尽管从机械的因果关系角度来看它是无条件的，但是它却受制于那些构成意识流的持留机制；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技术体系的各种进化动力是技术科学必须与之组合在一起的一些系统知识。
由此看来，技术科学的现代性给始于笛卡尔、终于康德的现代哲学放了长假。早在1969年，阿列克西·费罗南科就已预言，在一个“理性的命运从此与机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代里，看上去“康德哲学建立在一种不再具有时效性的科学和对科学的理解的基础之上”①，康德哲学已经行将就木。然而，“控制”论的这一过时性正是当代各种思想否定的对象，它们公然地表明了它们的空想，在现实中却不断遭遇到它们的无能，而同时每个人都深知，“无科学”已经从此成为法则。
在法国，这一矛盾被视为“精英人士”信誉的某种丢失，它同时也是“存在之痛”现象恶化的一个重大因素。它给教授群体的权威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教育系统本来应该使人们得以理解“我们”所处的状况，但相反的是，它似乎使这一“我们”显得完全不可理解，显得虚假：这正是“不文明”的源泉，有些粗鄙的学者喜欢将此归因于某些不那么复杂的原因，以便于他们展开思考。
技术与时间
① 阿列克西·费罗南科，《康德的著作》，弗兰出版社，1972年，第336页。让—于格·巴特雷米在他的论文里引用了这一段落，他的论文使关于科学的哲学焕然一新。参见《西蒙顿的哲学相对性观念》，出处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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