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政治应当能够制定出一些实践理念，它们能够提出并解决技术实践领域里的“必须进行区别”的问题，因为该实践领域既属于自然，又属于自由，但是这样一来，“自然”这个概念又成了一个问题。确切说来，在康德那里乃至大多数思想中，正是“自然”这一概念，作为一切现象的总和，整个地受到了“可能性从属于实体性的现实”这一秩序的制约。然而，技术科学活动却动摇了这一秩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与来源于生物学理论的当前的实践相联系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当我们把实践问题放到实践领域和理论领域之间的交汇之处，也即自然与自由的交汇处，同时赋予技术理念某种有效因果关系的时候，理论领域也就整个儿地陷入到危机之中了。
这一问题对于生物而言尤为突出，因为生物已经变成工业生物体系的一种材料，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第三持留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中，通过某些既非科学又非理论的准则，人们得以生产出一系列“空想”(原本不可实现的计划）、克隆体及其他转基因材料，从而得以对持留过程施加某种控制。
然而，这一问题的提出，同时也是因为诸多新型组合环境、技术地理环境、商品环境的剧增，而这些环境的剧增又是由于数字化超工业化以及它所发挥的普遍的优越性。在超工业化中，生产科技和记忆术融合在一起，而作为聚合式传输工业的发展，这一超工业化同时也是一种技术的超可复制性，它与生物科技一起，创立了各种形式的复制—尤其是知识的复制—所须遵循的各种新条件。
我们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技术科学的时代里，“进行区别所依据的主观原则”的目的何在？我们现在明白了，与理性在超感知的事物的黑暗中确定方向这一合理需求一样，该主观原则的目的在于一种对技术科学的各种虚构所具有的性质进行判断的能力。正是在这个间题中，同时也是因为在缺乏准则的情况下，理性的需求不再能够依靠作为“一切可能性的基础”的“一个绝对现实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危机找到了滋生的温床并显示了它的巨大，也即持留过程中的工业投资所造成的后果及其目的。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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